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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27 21:30 1.7万 阅读
海王子学术公益盛典 | 张平:2020年中国经济展望与创新之路

12月12日-13日,《新金融、新科技、新商业的求索之路》海王子年度盛典暨金斧子年终客户答谢会隆重举行。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平、平安养老保险董事长兼CEO甘为民、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朱武祥、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魏炜、正心谷创新资本董事长林利军、金斧子创始人兼CEO张开兴、AMINO Capital丰元创投管理合伙人李强、AMINO Capital丰元创投管理合伙人徐霄羽、大型金融集团总经理李骅等多位重磅嘉宾出席并发表精彩演讲。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平做《中国2020年宏观展望与创新路径》主题演讲,他指出,近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处于非常大的转型阶段,工业化2012年到顶峰后,工业占GDP比重不断下降,意味着基于全球规模的工业化带动力逐步下降,经济增速也随之放缓,中国当前面临的是一个国家走向高收入国家必然面临的一个共同规律:结构趋同导致的“结构性减速”。结构性趋同即随着人们收入的不断提高,物质消费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不断下降,引致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而服务业规模效率抵御工业导致了增速放缓,发达国家增速收敛在0-4%的水平间。


张平认为,中国经济在高质量转型中面临着结构上和体制上的双重摩擦,他指出,我国的管理体制一直处于自上而下的纵向配置体制,这种体制利于模仿学习,但不利于创新,尤其是不利于分布式创新。越想把握创新能力,就越努力进行纵向投资,是适得其反,这是我国面临的严重问题。在科技飞速发展和大众消费时代,张平认为,中国的创新之路需要大量时间,在摸索中迎来机遇和挑战。



以下是演讲实录:


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在这里,面对高朋满座的朋友,展望一下中国经济。希望可以通过40分钟的演讲,让大家可以理解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发生了什么,而且这种转换出了什么结果。


一、2020年宏观展望


首先,大家要清楚一点,中国经济近年来一直处于大的转型阶段,工业化周期2012年见顶,中国经济结构服务化进程加快。中国经济在2012年出现的非常明显的特征:中国工业化到顶峰,工业占GDP比重逐年下降,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2013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速没有超过8%,2015年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过50%后,我国经济增速没有超过7%,2020年预计逐步减缓到6%增长以下运行。


工业化转折点就是经济减速的开启,因为工业体是面向全世界市场的,是可贸易的,其规模收益率是最高的,进入工业期就是经济加速增长的过程,工业占GDP比重下降则是工业带动的基于全球市场的经济会逐步减速。大家需要明白,中国当前面临的是一个国家走向高收入国家必然面临的一个共同规律:结构趋同导致的“结构性减速”。世界经济表明人均GDP超过一万美金后,增速逐步回来到5%以下。中国预计2020年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在这样的大的基数和发展水平下,经济增速向着5%的增长速度靠拢。

 

第二,我国建设周期仍有余地。我国1997年才允许按揭买房,2002年才正式开启土地招拍挂制度,需求和供给同时带动起来,就开始了非常大的建设周期,这个大建设周期让中国经济保持着非常强劲的增长。全世界建设周期的基本规律是当城镇化率达到70%的时候,就开始进入转折期。2019年我国城镇化率突破60%,还有10年时间,我国以基建+住房为主的大建设周期才基本见顶。建设周期见顶后,我国通过建设周期进行大规模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额外加速会减弱。

 

第三,汇率升值推动的中国资产重估周期已经完成。推动中国人民财富积累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汇率,1994年通过人民币贬值开启了一个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发展阶段,用我们的辛勤汗水赚取了资本的积累。2005年开始,人民币开始升值,所有积累的财富在2005年至2015年期间有了飞速的上涨。举个例子,中国股市、住房价格、资源、珠宝、字画等财富全在2005年随着汇率升值开始全面进行了财富重估,这个爆发点使得我们一直享受着住房的不断升值。包括你手上戴的手镯、收藏的艺术品都开始上涨。因为人民币升值以后,全世界的资金都开始流入,所有的资产、资源的价值被重估,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加速上涨。2015年人民币开始双向价格改革,人民币开始浮动,汇率先升后贬,升值到最高点6.03元,现在稳定在7块钱上下,这个双向波动也意味着中国通过汇率升值引起的系统性资产重估和上涨的时代结束。回到现实,每一份资产都需要有现金流的支撑,而不是仅仅占了资源,再坐等别人来买了。

第四就是资产价格上涨引致了社会各个阶层的负债率不断上升。

 

我给大家讲的这四个问题,让大家了解中国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这个阶段性变化让我们重新回归到现实。

 

第一个现实:制造业如何进行创新升级?除了制造业以外,随着人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物质消费比重下降,精神消费比重会不断提高,科教文卫体、娱乐养老等系列服务是未来产业的升级之路。除了在制造业上讲到技术创新,服务业也要有“广义人力资本”的升级,这是未来产业重要的方向。

 

第二个现实:所有的建设周期还没有结束,还可以通过房地产加基建稳定速度。但如果没有新的创新和新的活力注入,整个存量如何进行再改造、再调整、再配置?建设周期完结以后,新的存量再调整、再配置、再改造会出现更大的挑战。要走出另外一条存量再优化再调整的路,才有持续城市化的能力。

 

第三个现实:我们的资产估值一定要脚踏实地回到注重现金流和注重现金、客户价值的定价体系上来。现金流和资产能不能带来客户价值提升,将成为新资产价值评估体系的标准。

 

这三个现实是我在一开场需要给大家描述的阶段性变化,如果不能理解阶段性变化,看中国似乎是不知道滑向哪里去的感觉,实际上中国的经济的活力和转型是同时存在的,一边是下滑要转型,一边是新的活力又起来了。

 

明年经济增速可能有所下降,通货膨胀还会有所上涨,汇率比较稳定。这些指标作为中央侧重的指标,并不是最为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个指标底下的部分——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后面十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韩国这么小的国家GDP增长率也是4.75%的平均水平,日本是3.8%的水平。因为我们没有完成建设周期,还有十年的时间,以及有额外的增速,所以到2030年之前,我们都认为我们的增速会高于4.7%,会比韩国还好,基本稳定在均值在5%的水平。

 

宏观政策方面,这几年包括12月10日-12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用了很大的努力稳定经济。很多学者说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很好了,如果看经济指标的话,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降下来了,但是中国经济波动幅度极低。我们要明白,宏观政策不能改变世界,宏观政策只能稳定世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核心的一条是:稳定、稳定、再稳定,这也表现了中央对稳定这件事的决心。宏观政策改变不了企业家的发展,但可以稳定发展的预期,我们现在稳定政策做得得非常有成效。只有稳定下来,每一个个体、企业家才能根据自己的预期进行调整,进行一系列的操作。

 

中国2018年节外生枝的是中美贸易争端,其实中美贸易争端,中国2018、2019年净出口对中国经济还是拉动的,并没有因为中美贸易争端就把中国的出口能力打没了。中美贸易战第一阶段达成协议,对中国和全球具有很强的外溢性。但中美贸易争端起于关税,但不止于关税,涉及到服务业开放、知识产权保护、竞争中性、规制全球化等多方面。

 

中国由于中美贸易争端导致工业规模收益进一步缩小,只能通过内需进行拉动。2019年的图示可以看出,我们的制造业受到阻力越来越大,主要靠的是基建和房地产来维持增长,恰恰现在还是一个建设的周期,所以用这个方式还是没有问题的。很多人说是不是过度刺激房地产,过度搞基建?大家到了大湾区,看看大湾区交通图就知道,整个广东省轨道交通一体化进程超高速增长,比如广佛同城打通以后,整个广州和佛山是一个城市,这是中国未来深度城市化和城市化圈的重要发展,发展势头很好,可以看到广州和东莞的地铁、深圳和东莞的地铁开始打通,有效地消弱了行政区划,大家轨道交通一体化,包括看到广州、东莞、惠州轨道连接,不光是建了高铁,包含着地铁,还有各种通勤交通体系,深度城市化进程加快。,未来十年,整个广东省珠三角地区、大湾区将一体化了。



中国的深度城市化依然在继续,过去是建设大干线公路,现在是通勤体系的再深化。城市通勤系统毛细血管式深化是城市化的重要方面,我们现在还是依靠相应的基建和地产进行整体的城市化进展。中国经济增速在人均GDP超过一万美金以后仍然保持这么快,是因为大建设周期没有结束,而且进入深度城市化,特别是以通勤和整个城市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深度城市化。

 

宏观稳定并不是说没有成本,宏观稳定的成本现在也非常清楚,体现为两条:第一,地方财政债务上升非常快;第二,地方财政支出与收入不对称。地方财政债务无论用什么口径计算都在50万亿以上,所以地方负债是非常大的。原因很简单,1994年我国增值税改革以后,地方税收被上收了,但是支出责任没有落到地方,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我们的增值税都是以工业企业为基准的,但经济增速在减缓,所有来自于产业的税收下降,但我们要求的公共服务支出是急剧上升的。地方好在有新的建设周期,通过靠土地、地方债务来弥补,但是今年以来,由于地方债务压力越来越大,同时,地方2A融资平台及2A以下的融资平台逐渐难以融资,风险溢价很高。现在民企债、县级平台债券根本融不到资,意味着市场放弃了低信用的等级债,向着高信用的等级债。

 

第二个是居民的债务压力,过去居民的净储蓄占GDP的60%,之后经过了不断买房子和消费信贷,现在净储蓄只占GDP的30%。为什么一二线的消费者消费能力下降,因为负债压力大。相反,四五六线城市的居民、五环以外的青年,或者是三环以外的青年情况比较好,因为他们没有这么大的住房负债。从现金流角度来看居民和地方政府一样,收入预期开始下降,负债比较高,有很大的风险,居民的收入预期其实是比较弱的,所以猪价一涨,大家的压力很大。

 

宏观上大家感觉经济压力很大,但是从政府政策的角度来看,这些风险均是可控的。可能大家理解起来有点费劲,大家要记住微观的感觉和宏观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微观上认为很危机的东西,在宏观上都可以通过新的货币或者债务置换进行替换,或者是在所有权上进行变更都可操作。因为负的债和钱都是人民币标注的,即国家印的钱,不过是进行主体和时间上如何分配和保持激励的问题。

 

举个例子,你家买了一套房子,因为欠债还不起钱了,现在这个房子归我了,你不用还月供了,你每个月租我的房子,住房事实没有变化,但产权发生了变化。所以地方政府债到了现在的局面,就是一句话:中央必须进行债务置换。什么叫“债务置换”?第一、债券的永续机制。我向傅总借了钱,还了她的息,再从金融市场上的投资人借了钱还了本,债券市场本质上是“借新还旧”的永续过程。第二叫债券置换(bond swap),地方负债利率是8%,期限5年,每年大量现金支出,很苦。中央用国家信用发行市政债20年期的2.5%利率的债,对原有地方政府负债进行替换,财政支出马上就下来了,这就是全世界通用的所谓的“债券置换”,用来修复资产负债表,美国人首创,希腊债务危机成功靠此解救,很多发达国家都开始做了,中国现在也逐步走向“中国资产负债表重新修复”阶段,2020年债务置换是关键。

 

所以,很多大家在微观上认为很恐怖的事,在宏观整体当中来看都是可控的。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拿钱最重要的是可以买来时间,但是买不来“新”。宏观可以做的很稳定,可以把很多危机都处理掉,但是解决不了创新问题,这也是转型当中的困难点。



二、国际经济遇到的问题:负利率与复苏


第一,负利率问题。在中国人眼里,把钱存进银行还要倒给银行钱是不可思议的,这是大家对负利率的基本认识。但实际上,从全球来看,站在真正的发达体系来看,这不是一个正确的理解方式。负利率只影响资产配置方式,其实负利率对一个国家的负债表是有好处的,这样负债可以慢慢还,可持续,只要国家利率低于经济增长,债务可持续,这已经不是个偶然现象,实际上常常出现。

 

第二、全球2020年经济小复苏。美国2019年降息以后,很多人认为全球最难受的时刻结束了,因为美国加息全球紧凑,美国减息全球放松,美国降息以后,全球认为经济能得到恢复,特别是新兴市场的国家。2020年并不是全球的悲哀期,而是新的转折,因为只要发达国家开始进入到量化宽松和降息的时候,后发达国家的强化支撑和活力就出来了。钱不会往发达国家流,开始往外流,在全球找机会,所以全球的经济被调整的非常好。

 

全世界这么高的负债靠什么维持债务可持续?只要把利率低于经济增长,债务就是可持续的,相当于把利率压到ROE以下,当融资成本低于净资产回报,债务肯定是可以持续的,因为可以挣来利息。美国学者简单地做了一个统计,他认为利率低于经济增长是常态,而不是人们认为的个别状态。欧洲国家为什么是负利率?经济增长在0到1,所以必须要负利率,不然债务不可持续。中国的债务可持续能力还早,所以从微观和国际角度来看,中国的系统性风险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

 

这些情况当中有一个不确定性是中美贸易问题,现在看来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用一句话来讲中美贸易战:起于关税,但不止于关税。贸易战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商品贸易,因为美国的优势不在商品贸易上,在服务上,所以向中国的服务开放提了一系列的要求。中国也需要积极开放服务,我们看到2019年开始允许外资进入,可以拿金融牌照了。刚开完的经济工作会议对2020年做了最核心的部署,在我看来就是针对开发医疗等服务业开出了基本的指导清单,中国要从工业和一般商品贸易转向积极开放的与国际规则接轨的服务体系。

 

中国现有的摩擦是双重摩擦,双重摩擦是什么?第一重摩擦:过去以世界为市场的工业化带动下降,但建设周期还有余地,但从企业家角度看,营收增长速度下降了,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提高毛利,这是问题的核心。但谁可以提高毛利?那就要有一部分人被淘汰,行业集中度快速上升,无论是传统行业还是现代行业都在转型当中淘汰大量的人,留下的人非常少,这是企业微观痛处的摩擦。

 

第二重是宏观体制摩擦:这些摩擦包括国企改革越来越不到位的问题,也有地方财政的问题,归结为:过去大量的体制基本上基于宏观和管理体制上的摩擦,第一个是:基于出口导向的工业化体制建立的财政和金融体制出现很多现实的调整,货币发行依赖于外汇占款,财政收入都是围绕着工业增值税,现在都不适用了,需要宏观框架的管理调整;第二个是:我国管理体制一直处于自上而下的纵向的配置体制,这很利于模仿学习,但不利于创新,尤其是不利于分布式创新,现在的创新都是横向性创新。我们纵向监管体制非常弱,监管改进是制度质量提高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三、中国的创新路径


很多现实问题需要靠时间来解决。60年代末,美国出现了非常严峻的制造业大规模结束的问题,70年代遇到石油危机,使得美国产业迅速更新,80年代想出外包的方法。到1985年里根革命几年以后,创新慢慢崛起,以苹果、微软为代表的这批年轻一代企业崛起,整个体制的调整经过了近20年,而且经过了摇滚、嬉皮士、无政府主义的一代,这批人把原来所有的纵向组织打垮了,变成了分布式创新。

 

日本在1991年达到世界顶峰,当时日本的出口可以占到世界出口总额的34%,这是世界上没有的,后来日本出现经济泡沫,日本花了20多年的时间来调整,现在日本诺贝尔获奖者不断出现,新的原创体系开始呈现。

 

所以中国的创新没有那么简单,需要一整套创新调整。中国现在的出口基本上是非高新技术,所有的高新技术都是靠进口,中国主要追逐规模效益,在全球帮人做配件,但产品的原始研发很弱,这都是我们需要很多努力的地方。可喜的是,中国互联网崛起以后,对消费者便利支付和控制方面水平很高,而且具有世界性的独特路线。2019年,大众消费时代到来了,因为制造的扁平化,互联网大众消费的企业要关注自己怎么为客户提供服务,并且为各类细分客户提供服务,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未来的路如何走?


第一,需求结构趋同化: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的物质消费占比不断下降,而广义人力资本(教科文卫体娱乐、休闲、养老)的服务性消费越来越高,从体验到升华,这是规律;


第二,生产性质改变,从物质到为人而服务:包括节约人的劳动时间、提升人时间消费质量、延长寿命、可持续发展等,可持续发展是重要的方面。通过可持续发展进行城市化后的存量调整,比如用储电方式改变大家的耗电,又节约成本,同时又能够提供出更好的发展方式。所以,别小看绿色发展,这是过去大量工业和建筑业当中关于怎么进行节约性发展的根本,而且这种节约性发展,直接降低了所谓的成本空间。最后是创新定义人们的关系网络,未来一定是以区块链作为基准的隐私社会和智能社会的两种商业社会形态的平衡。

 

科技进步一定是横向的分布式创新与平台创新相互作用,而不是现在的自上而下的创新。过去,我们越想把握创新能力,就越努力进行纵向投资,其实是适得其反。中国除了在本国技术-应用配套体系成功的基础上,也开始向全球进行配套,进行全球产业群再转移,互联网也走向环球。现在去广东和浙江大家都在讨论新配套体系,参与全球技术体系,服务业体系也逐步对内开放,这是我们在做的创新模式。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热门评论

2020-01-11 09:59
专业学术型,有干货,很棒。

乐逍遥
2020-01-15 22:55
看好高端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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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译丽的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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